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如何“拼船出海”，提升竞争优势，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如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话国情研究·中国国情讲坛，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等重量级嘉宾，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博鳌亚洲论坛，林毅夫是每年必来的熟面孔、老朋友，有他参加的讨论会往往围绕重大话题，嘉宾也都是各领域的翘楚。这次开场前半小时，会议室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原定75分钟的讨论时间被延长了将近半小时。林毅夫似乎意犹未尽，在接下来的媒体见面会上，他围绕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问题，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过去这42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平均每年9.2%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中国老百姓也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加。去年，我们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目标。”林毅夫说。

“提前两年”超过美国？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处表述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围绕中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而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通常会设定一个具体的GDP增长指标，无论是8%还是6%，但定为“合理区间”，且“视情提出”还是第一次。

“这确实跟之前的五年规划有些不同。”林毅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不设一个固定的5年期目标，并不是说GDP增速作为参考系指标不重要了，而是政府会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制定当年的增长目标。比如今年，政府就明确提出GDP增速目标是6%以上。”

在林毅夫最新著作《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中，他专门辟出一章分析和预测“十四五”期间的经济走势，详细阐述了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林毅夫对记者坦言，“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多不确定性。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时间还不明确。虽然已经有了疫苗，但非洲、中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目前基本分配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是否还会变异？新的疫情是否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次暴发？对于不断变异的病毒，现有疫苗能否一直有效？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林毅夫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拜登上台后已经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技术创新，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拜登政府虽然不像之前的特朗普政府那样粗鲁，但并没有改变基本政策取向。“这对我们的发展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何应对，还要边走边看。”

尽管如此，林毅夫认为在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长潜力，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拥有“后来者优势”和“弯道超车优势”，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必须按照新的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球人物》：近期有英国智库称，按照当前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28年超过美国。您怎么看这个预测？

林毅夫：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之前国际上的共识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能超过美国。这次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英国这家机构预测中国会提前两年超过美国，是因为中国防控做得好而加速的。

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不可预测的事件，但确实进一步加速和催化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追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速度提升了。

不过，这种变化是要对比着看才能发现的。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是9.2%，2020年第一次出现2.3%的增速，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低的。但是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唯一的正增长国家。以中美相比，2019年中国GDP增速6.1%，美国是2.2%，相差3.9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GDP增速是2.3%，美国是-3.5%，差距扩大到了5.8个百分点。

《环球人物》：在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计算方式上，国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GDP被低估了，甚至将中国归入发达国家行列。在您看来，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多远？

林毅夫：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人均收入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这在东部沿海城市也许看不出来，因为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大。东部沿海城市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人均GDP相对比较高，加上我们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的，比较新，也会给外国人一种幻觉，似乎中国人的生活比美国、欧洲还要好。

其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有差距的，比如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治理能力，这些并没有在GDP中反映出来。即使是东部沿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发展理念，不要只看硬件，还要提升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虽然这些不体现在GDP里，却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

“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时间”

2020年，“双循环”是一个反复被热议的话题。新冠肺炎疫情让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也影响了相关材料和产品的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曾经是出口导向型国家。2006年，出口总额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历史峰值35.4%，但到了2019年，这个指标已经降到17.4%。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早在2019年就转为国内循环占主体了。

在林毅夫看来，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变化。早年国内市场相对比较小，能消化的产品少，所以更依赖海外市场。但随着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消化能力与日俱增，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迅速下降。

此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很多服务产业是无法进行出口贸易的，所以服务业占比越高，出口占比就越低。2019年，美国的出口只占其GDP的7.6%；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出口占比也不到14%。美日都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一个达到80%，一个达到70%，而中国的服务业占比目前只有50%多一些。

出口和内需的此消彼长，反映了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200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超过1万美元。过去一旦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但现在国内循环是占主体的，只要把国内经济搞好，中国经济就能保持相对稳定。未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加强。

《环球人物》：说到国际贸易，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开展试点工作，一旦大规模推广，对国际金融秩序会有怎样的影响？

林毅夫：我觉得短期之内不会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影响。数字人民币的作用是代替纸币，主要还是在国内使用。当然它可以增加方便性和信息透明度，很容易知道资金的去向，能提高效率。说到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民币能不能被世界接纳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的计量货币，这并不因为你是最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就可以做到。

《环球人物》：要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储备货币和计量货币，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林毅夫：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187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是美元正式替代英镑变成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的计量货币，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时离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已经有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英国的好几倍了。

也就是说，由于英镑的先发优势，国际上已经接受它了，除非发生一些历史事件，否则变化会非常缓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一方面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看有没有契机，让大家突然间觉得用人民币更方便、更可靠。如果这些条件具备，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更平稳的过渡期，毕竟数字货币要比纸币更方便。

“我一直提倡新结构经济学”

《环球人物》：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社会焦点，这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确实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有些人很悲观，认为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率都非常低，所以担心中国经济未来也会下滑得很厉害。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类比国外。

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一般是发达国家，其特点是收入水平高、技术创新速度慢、新增劳动人口很少。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技术创新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己发明，一种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后者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把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升级成技术水平较高的，或者把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化为附加值较高的，即使人口不增加，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多、更好、价值更高，经济就能持续增长。这是发达国家没有的优势。

此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实质上都是在增加劳动者数量。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只要用好了，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改变。

《环球人物》：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吗？国外很多学者将印度与中国类比，认为两国人口相当，印度的劳动力结构更年轻，发展潜力更大。您怎么看？

林毅夫：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国高30%；现在，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20%。这是为什么？人们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抓住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真正决定因素？我想大部分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产业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后来者优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引进。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

不过，要获得后来者优势，一方面要引进、消化、吸收，另一方面要不断地改善基础设施，让潜在的比较优势变成真实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必须是有为的、高效的。如果印度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印度的发展也会更快一些。

《环球人物》：过去10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榜样，无论是经济模式还是政治模式，但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寥寥无几。

林毅夫：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提倡“新结构经济学”。过去的经济理论老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先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或者看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好，然后就建议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我相信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跟预期差距很大。就像有些人对印度的判断——采用西方政治体制、讲英语、劳动力年轻……但这些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环球人物》：您认为中国的经验是什么？

林毅夫：中国的经验，以及东亚地区个别真正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的经验，其理论出发点与发达国家的理论出发点正好相反。

我们是先看自己有什么，可以把什么做好，然后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帮助企业把能做好的东西做大做强。发展中国家大多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战后才开始独立。在思想观念上，发展中国家总认为学会了发达国家的做法，就可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老实说，二战以后，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靠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或经验而成功的。这就是思路决定出路。

“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发展自己”

《环球人物》：中美关系近几年波折不断，从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到打压华为，再到拜登政府上台后发生的“新疆棉”事件，您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什么预判？

林毅夫：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说，发展是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那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和美国一样大了。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如果美国说：“我必须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必须在美国的1/4以下。”中国老百姓会接受吗？

美国一直倡导平等理念，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当你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候，就鼓吹平等；当人家真的有可能跟你平等的时候，你又说不能平等，然后利用科技霸权、军事霸权阻碍人家的发展。

《环球人物》：您早年在美国留学，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做过调研。您是怎么分析中美之间实力变化的？

林毅夫：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1900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是当时世界上8个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其GDP加起来占全世界GDP总量的50.4%，就是一半左右。

2000年，八国集团（G8）与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相比，只有一个国家换了，就是加拿大取代了奥匈帝国，其他国家都没变。当时八国集团的GDP加起来，占全世界的47%，接近一半。

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100年中，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三四代人，无论做了多少努力，世界最强的8个工业化国家的GDP比重仅仅下降了3.4%。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

但是，到了2018年，八国集团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经下滑到34.7%。美国的GDP在2000年占全世界的21.9%，现在大约是16%。在八国集团中，美国的失落感是最强的，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也力不从心了。但不可否认，它的科技和军事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所以一直想尽力阻碍中国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环球人物》：您最近谈到“世界将会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您认为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林毅夫：什么时候才能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我想中国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发展。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把中国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如果人口还是美国的4倍，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到那时，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和美国差不多，它没办法再卡中国脖子，又需要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我想美国大概就会心悦诚服了。